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今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4.1年，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12.2年。对于这项调查结果，不少专家认为过短的任期，将导致校长不思进取，或者注重短期利益，急功近利，难以按照办学规律办学，形成学校的特色与文化。
专家们把中国大学校长的短任期现象，归结为当前实行的校长任期制。笔者也曾一度认为，由政府部门任命大学校长的任期制制约了校长大展拳脚，而最近与多位大学校长的接触才发现，专家的归因，并不符合实际。校长们说，如果一个人在校长岗位上真干上10年、20年，他肯定会被认为没多大出息。他们的想法是，干完第一个任期，在第二个任期内，如果有可能的话，实现新的发展。
这种想法，道出了我国大学校长岗位的实质。在政府部门看来，大学校长岗位首先是官员岗位，其次才是教育管理岗位。我国大学校领导按不同的学校层次，分别对应不同的行政级别———副部长级、正厅级、副厅级。在校长本人看来，大学校长岗位对自己的意义，首先是成为高官，其次才是管理大学。由于学校领导已然属于高级干部，因此，他们与政府其他部门同等级别或者更高级别官员岗位的流动、升迁，基本上实现了无缝衔接。
在这样的环境中，今天无论是教育界内部，还是社会舆论，在一所大学新任命校长时，议论最多的是人事安排而非办学理念。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不管具不具备担任大学领导的教育背景、管理经验，可以很方便地走向大学领导岗位，官升一级。而对这所学校校长的未来预测更多的是，是否会发展到某个政府部门当上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院长、副院长———如果一名校长，在某大学当校长两三年，就顺利当上部长、副部长、副市长等等，那么，这是最有出息、最得到赏识的表现，也是这所学校的最大荣光。
很显然，很少有校长能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不为这种评价体系所诱惑，反过来，更多的校领导，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仕途发展而积极谋划。这就不难理解，我国大学校长在黄金年龄段离开校长岗位，大多不是回到学校普通教授岗位，去重新做学术研究、搞教育教学，而是升迁到了各个与教育有关无关的官员岗位上。
大学校长的这种价值取向，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必然结果。其实，这种价值取向，已经深入大学的各个层面。为什么一名教授愿意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去应聘一个正处、副处，甚至正科岗位，并努力去走行政发展之路？为什么一个教授担任某个研究所的所长，总觉得没有发展、没有出息，总是想着能当上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就是这种价值取向所致。
当然，对于这样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校长还是教授，都有很多的无奈，对于行政权力的追逐，成为他们不得已的现实选择。社会所期待的大师、教育家，均在这样的现实选择中，远离众人的视野。从整个教育发展看，这无疑是最大的人才错位与人才浪费。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曾在中国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言说，“我认为，给大学校长的时间至少应该是10年。”这句话赢得中国校长的热烈掌声。为这样的声音鼓掌，看得出校长们在某些时候进行的内心挣扎。
减少大学领导、教授们的内心挣扎，需要让大学脱离官僚体系，否则，在大学里，难以存有教育理想、学术理想生长的空间，而只留下官场规则、行政话语。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也就遥遥无期。（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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