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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干部曾开玩笑说，现代的城市教育教会农村娃娃两件事：吃早点、睡午觉。而本土知识的教育，是让学生找到这片土地上人的精神，让人有自信和自主
“晚上坐飞机会摸到星星吗？”
“北京很好玩吧，有长城、天安门、故宫，还有2008年奥运会！我们从课本和电视上看到的。”
孩子们簇拥过来，笑容灿烂过枝头正开得热闹的红花。云贵高原紫外线的长期照射使他们都面庞黝黑，但眼睛依然灼灼如黑宝石，闪烁着对外部世界的热望。
对面传来老人们咿咿呀呀的弹唱。这里是云南大理巍山县永和中村文昌庙。老人们正为寺庙举办连唱五天的开光仪式。这些被誉为7至10世纪古代音乐“活化石”的“洞经”音乐，在这些脸色黑红的孩子们眼中，是吵死人的噪音，他们喜欢的是潘玮柏、蔡依琳和周杰伦。
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村庄及其所代表的农业文化迅速淡出人们的视线，成为边缘。本土本民族的元素与自信在逐渐流失——已经有人看到这种高耗能现代化带来的危机，躬身重新寻找乡土文化的价值。NGO、知识分子和政府，正在云南以教育为突破口，合力开始一场新的探索和尝试。
校本课程 高玲，从小在云南省思茅地区墨江县景星乡的哈尼族寨子长大。寨子里讲的是哈尼语。到墨江县上民族中学时，规定只能讲普通话，1995年考入云南民族学院后，进了省城，她更是逐渐忘记了哈尼语。
顺利进城之后的高玲却面对越来越多的身份认同危机。她不会说哈尼语，藏族朋友嘲笑她是假哈尼族，父亲看着她直摇头，母亲则买来哈尼族的传统故事集，让她重温本民族的文化。
今天，高玲是英国儿童救助会云南项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这个与云南省教育厅合作开展的项目，包括社区参与教育、营养与卫生。目睹很多少数民族孩子对本民族本土知识的漠视，她开始反思脱离土地的教育的弊端，在子项目中设置了开发“校本课程”的内容。
国家政策已经为这种教改尝试开了口子。早在2001年7月，教育部就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其中提出：改革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
高玲请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做这个项目的指导专家。三年前，郭就进行过类似的尝试，曾经在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开展过“社区传统知识教育项目”。他把学生分成小组，在项目组专家的指导下，了解本土本民族的传统与文化。
2005年，“校本课程”同时在云南临沧市双江县千福小学、普洱市宁洱县逸夫小学和大理州巍山县永和中村小学进行。巍山县教育局的陈晓梅参与合作，双江县教育局局长亲自担当校本课程开发课题组组长，每次培训都亲自参加。
项目组从每个县选一个班，在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兴趣小组。每个小组在老师和村民担当的社区顾问帮助下，采访、记录、拍照、画画，然后定期将调查结果在他们中分享，并向老师和家长反馈。实际上，“校本课程”是一种与现行学校课程相当不同的、以学生为主导的社会活动。
“希望校本课程永远不要结束” 11月25日下午，“校本课程”在巍山县永和中村小学进行。
在社区教育发展委员会成员朱存芬家的院子里，靠着堂屋的大门坐着四五个本村妇女，永和中村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剪纸组和草墩组的学生将要向她们汇报校本课程的学习成果。
简单介绍之后，学生们开始表演怎样做乡村里常用的草墩。男孩子樊杰钢踩住木板上排列好的稻草，用力揪住两边的草开始循环着编草墩芯子，周围的同学着急地喊“使劲！使劲！”这片草垫编好后，另一个男生樊世豪把芯子卷起来，捆成一个圆筒。之后，女同学杨素素上来把参差不齐的杂草剪掉。老师在一边看得着急，就抢过用作草墩提手的草，搓成绳，编起来。一个草墩渐渐成形。
在课程开展之前，孩子和家长从未想过还要学学这手艺。
“校本课程”环保小组的活动，是在村里进行调查和宣传。
王雪峰和杨斌走到了益德堂药店，敲了铁门后，主人姚玉芬迎出来。
“奶奶，我们来向您请教个保护环境的问题。”杨斌说，“你家的农药瓶、纸盒、塑料是如何处理的？”杨斌开始提问题并记录。
几个常规的问题提完之后，他开始四处张望，不断地把笔帽拧下来又转上去，念叨着“想想”。他看到姚玉芬拿出盐水瓶出来给病人打点滴，就问：“这些玻璃瓶，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有人来回收。”姚玉芬一边忙进忙出，一边回答杨斌的问题，看到孩子们一本正经的样子禁不住笑。
“那塑料针筒也是有人来回收吗？”
“不是不是，那是一次性用品，要烧掉销毁的。”姚玉芬急忙纠正。
两人一问一答间，王雪峰取出素描本，蹲在花坛上开始绘制垃圾分布图。每个参加校本课程的学生都有这样的称做“成长档案袋”的盒子。里面装了一个画画的素描本和做笔记的笔记本，今后将开展学生自评、互评，父母和社区顾问点评的方式对校本课程成绩进行评定，经过学生老师的讨论表决，成长档案袋由家长保管。
调查结束，道别出门之后，杨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对记者说：“这个人很爱笑。”
下午一点半，全班聚在一起做总结。郭净要求同学们要更好地合作，先用眼睛看、耳朵听、嘴巴问，最后再记笔记。他要求环境组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对每家情况要深入调查，做一个包括污水、粪便和各种垃圾的村中垃圾分布图，把自编的垃圾歌教会所有的同学和村民。要求手工组要调查剪纸、草墩的故事和用途，争取创新。孩子们并不知道，在人类学中，可以用于祭祀的纸和人类生活有着极大的关系。马家大院组要请社区专家张惠君和同学们配合，以云南为主，绘制马帮路线图挂在大院里。每个人写一本关于赶马人故事的书，内容不能相同。他还建议：学校与社区专家联系，把每个阶段的调查成果由学生自己写在村中黑板报上。
“老师，校本课程什么时候结束？”樊杰钢偷偷地问记者。
“你希望它早点结束还是晚点结束呢？”
“我希望初中、高中一直把这课程上下去，永远不要结束。”
校长的苦恼 开展校本课程，最开心的是学生，最苦恼的可能是永和中村小学校长李云。
7月结束的全县期中统考，参加校本课程的五年级一班成绩只略好于以前差不多的另一个班。
“搞不好，校本课程项目组还没走，我先下岗走了。”李云说。他背负着双重压力:教学质量不能下降，超负荷工作的老师需要协调安抚。开展校本课程项目之后，每周周一强调考试分数，周末开展素质教育，从10月开始，到了农闲季节，项目的工作内容密集，不拿一分报酬的老师们就没有休息过周末。这个有412名学生的小学只有13名老师，在平常的工作中，普通老师几乎每天只有一节课是空闲，身为校长的李云每周也有十节课。
虽然李云认为校本课程提高了学生在传统应试教育中不可能展现出来的能力，老师的素质也得到很大提升。但是，他要面对很多老师的抱怨，或者老师们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瞪他。他尽量在培训汇报活动结束之后，带老师们吃饭娱乐，融洽关系。
“我爱拉市海” “校本课程”并不是惟一一家做乡土文化教育试验的。“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是另外的一家，从2005年11月开始，他们与乡村教育基金会和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共同在云南丽江附近的拉市乡开始了拉市海乡土教材的编写工作。
据北京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师、天下溪环境教育项目负责人韩静介绍，他们先跟拉市海的老师座谈，讨论教材内容，搜集资料。经“天下溪”筛选后，定出初步提纲，经老师讨论，正式确定提纲。课本由当地的老师编写，经“天下溪”审核。初稿编写完后，项目工作人员回到学校，跟当地老师研讨，听老师用教材《我爱拉市海》备课的讲解，再次研讨修改，最终定稿。
拉市乡美泉完小得到了三百本教材，发放给三、四、五三个年级，两周上一次，占用美术课。教导主任王志平告诉记者，感觉这个课很难上，老师不是本地人，知道的东西还没有学生多。学校经费不足，也没法带孩子外出实践教材中的活动。
但上五年级乡土教材课的杨桦老师还是肯定了乡土教材中很多描写家乡风物的章节对于学生写作有帮助。
“在课上要做很多活动和游戏，很有趣！以前不知道拉市海为什么叫湿地，水从哪里来，家乡的特产有哪些，现在看了《我爱拉市海》就知道了。”五年级学生木北辰吸溜着两条鼻涕，啃着零食对记者说。
在今年10月的“2007全国中小学地方课程发展论坛”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涌现了60余种地方课程和90多种校本课程教材，成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大亮点。
郭净认为，中国地方课程教改很可能是从农村突破，因为农村小学里师生的升学压力不像城市那么大，学生的野性还在，村庄也存在社区教育的希望。
走多久？走多远？ 从魏山县城到永和中村小学的途中，望着路上两排等着加柴油的大卡车，郭净再次向记者提出了对工业社会的反思。中国城市里每个人都在追求房子和汽车，娱乐方式就是唱卡拉OK，生活的价值不存在多样化。我们追求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就应该重新认识本土知识的价值，这不是补充，而是根本性的知识。
一个村干部曾对郭开玩笑说，现代的城市教育教会农村娃娃两件事：吃早点、睡午觉。农村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如不能继续上学，进不了城，也回不了村，教育出来的是边缘人。“光靠学校里教授的普遍知识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本土知识作为人文教育的目标不是告诉学生这里有什么风物，而是找到这片土地上人的精神。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劳动力，而是培养一个有自觉性的人。”郭净说，而他们的这个校本课程，目的是要增进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友好，让人有自信和自主。
高玲表示，现在是抱着探索和尝试的心态，一步一步地摸索程序。明年底，参与的学校会将整个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归纳整理成一本指南，供本校使用、其他学校借鉴。
而社会上已经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双江县忙开小学已经要求项目组派专家支援，他们说如果派不出专家，他们自己也要开办校本课程。英国儿童救助会新疆、西藏项目办公室都过来考察，希望这些课程在更多少数民族地方展开。(文/周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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