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城重庆，有一批人连同他们的职务，从一开始就处在公众的聚光灯下。
他们演绎着现代版的“学而优则仕”：乌纱帽下，有一顶货真价实的博士帽。
在重庆，投身政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截至2006年年底，重庆市党政人才125945人中，有5000多人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4．16％，大学本科占50.21％，本科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超过一半，比1997年重庆被列为直辖市之初增长了44.14个百分点。
重庆政界的学历结构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学者官员”、“专家官员”比重正逐渐增加，在强调科学发展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判断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带着知识入仕”的官员受到民意的强烈期待。那些并非从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博士从政，会有怎样的表现？“博士服务团”成员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管窥学者官员的一个切片。
陈澍的故事：从文学青年到智囊团领导
30多年前，陈澍驾驶着手扶拖拉机耕种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走向何方。他出生在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做过赤脚医生、生产队长。
今天，陈澍是重庆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这个职位非比寻常：重庆社科院是重庆市目前唯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是市委、市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恢复制度后，考入大学让陈澍跳出农门，毕业后到福建省委党校任教。痴迷文学的他创作的《走向天堂》等多部著作引起了文坛震动，获得全国报告文学一等奖等重量级奖项，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作品研讨会，一时间，红得发紫。
当时，他蓄着艺术家式的长发，穿得松松垮垮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容易激动，很难让他“买账”——除非对方也很有才。
他的创作集中于农村题材，为了能更深入地研究三农问题，他到中国社科院攻读农业经济的博士，被评为“优秀博士学员”。此间，重庆从中国社科院引进“赴渝博士服务团”，“听从组织安排”的他便到了重庆，不经意地踏上人生的拐点。
一天，挂职北碚区副区长的陈澍凌晨3时接到电话：温泉镇发生山体滑坡，路也被隔断了。他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现场时，天还没亮。一只从泥石流中伸出来的手，击碎了激情作家对世界的浪漫想象。
陈澍和其他干部们一道上山查看，沿途不断有小石块从身旁下滑。到顶后，有人发现了一块行将下滑的巨石，惊呼“赶紧下山，让老百姓走，肯定还要滑”，特定环境下的特定语调，给了陈澍“永生难忘的记忆”，并改变了这名作家的成见，“共产党的官员能冒死查看并作出决策，太值得尊敬了，为什么本能地排斥从政道路呢？”
他改变了主意，放弃了念念不忘的作家梦，留下来任职副区长，坐在了一个“火山口”上，分管包括森林防火、煤矿安全、洪灾、地质灾害等在内的“大农口”。
总在观察和思考的博士很快发现，在安全问题上，单靠那种由上而下的会议布置是难以奏效的，无论上级官员讲得多么声色俱厉。“那么多层级，一层一层往下传达，每一层都会打折扣，信息会逐层失真，难以落实。”
博士副区长很快拿出自己的一套菜单式的安全软硬件规定，直接给到最底层，要求按着这个葫芦画瓢，然后，逆向管理，“你怎么做的，往上汇报。”
那是一套很严格的规定，在关乎人命安全的原则问题上，这个温文尔雅的文人官员表现出自己铁腕式的硬朗一面，从不降低标准，更不进行权力寻租，“就得让矿主难受，他们不难受，你就难受，矿工就难受。”
博士会自己猫着腰钻到矿井里去检查，不合规定的矿，他坚决炸掉，在一次集中整顿活动中，重庆市要求北碚区炸50多口矿井，他炸了70多口。
效果立竿见影，管了那么多年煤矿，他的“死亡指标”从来没用完过。
在“治本”方面进行的努力，加上真正前移了的关口，让他分管的另一颗“定时炸弹”——森林防火——也从来没有“爆炸”过，他荣获1998－2000年度“全国森林防火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这是个含金量很高的荣誉。
从政就意味着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的梦与痛，再也难有书斋里的那种从容淡定，得有豁出去玩儿命的胆量和气魄。
有一个夏天，北碚区洪水暴涨，陈澍深夜接到报告，有5名被困者求救，他赶到现场时，已是汪洋一片，隐隐听见远处的大桥旁有呼救声。
昏天黑地中，洪水不断上涨，陈澍当机立断，扑通跳下水，带人游过去救人，没多久，他感觉大腿疼痛难当，原来，水淹没了一大丛荆棘，他们正好游过这里，被刺划出无数条伤口。大伙儿忍痛继续游，发现一辆长安卡车上，5人正高呼救命，便把他们救了出来。
陈澍回到家，腹部和腿上满是伤口，火辣辣的，用碘酒消完毒，正要洗澡休息，红机又响了，说那些求救者来电骂娘，说这么久还没人去救。
“不是救出来了吗？怎么还骂娘？”满腹纳闷儿的陈澍回到现场，顾不得绕开那团荆棘，再度游到对岸，发现另一处有3男两女正在呼救，嗓子都快喊哑了。施救完毕，天空已经泛出鱼肚白。
而最让下属和当地人称道的，是这个博士官员的智慧能量，在发展农业经济方面，专业对口的他显得游刃有余。
他在体制、政策方面作出系统安排，让北碚的农业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他分管当地农业的4年多时间里，当地的花卉种植由2000多亩扩展到10余万亩，并在歇马、静观等地打造出苗木基地，他在任时，扛回了重庆市唯一的“全国花木之乡”的牌子。
由此，因分管煤矿而被戏谑为“下窑子”的他，又得名“花区长”。因为业绩斐然，“经常下窑子的花区长”被组织委以重任，到重庆市重要的智囊团——重庆市社科院做一把手。
“他在管理上的确很有一套，”陈澍的一位下属评价说，“可以说，管出了生产力，管出了感情，管出了和谐”。
最让他感动的是，陈澍逐一到该院所有的学者和职工家走访，了解他们的情况，倾听呼声和建议。“这是前所未有的”。
重庆社科院在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方面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到去年年底，该院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达7项，省部级以上课题80余项，摆脱了以往“边缘化”的困境。
陈澍主持的课题组在一项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在务工地为外出务工农民换发第二代身份证的建议，被重庆市公安局采纳，累计为农民工节约往返费用上亿元。
就这样，曾经恃才傲物的不羁作家，成为博学谦恭的官员，长发披肩的艺术家年代，他从不将衬衣下摆扎入裤子，而今，陈院长总是穿戴得格外规整，头发精心梳理过，胡子也刮得很干净，时光悄然抹去了当年天马行空般的生活的最后一丝痕迹。
从政，从根本上改变了陈澍的生活方式：虽然创作冲动会时不时冒上来，他却没时间为任何文学作品写下开头；虽然有很多见解值得深入研究，也只能和人交流个概要，由别人深入研究，他自己再也没有独立完成任何课题。
“自己不能出成果了，但能为其他研究者统筹服务，尽力用我的存在去激发整个研究团队的更大能量，对于个人而言，这是另一种价值。”他说。
李剑铭的经历：学而优则仕，仕再学更优
近3小时的采访中，重庆市区区委书记李剑铭一次也没有冒出那种拖着长长尾音的“嗯、哦、啊”，那些熟稔于胸的数据、蓝图和感悟让他滔滔不绝。偶尔，他会停顿下来，扶一扶眼镜，倾过身递过香烟，“来一根？”
没有任何官腔的这名金融学博士后的人生轨迹格外丰富：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念硕士后进入商界；然后攻读博士，因参加“博士服务团”而从政，其间，再度留学深造。
25岁时的李剑铭就已是我国资本市场上最早的弄潮儿了。作为当时最大的国有房地产公司董事会秘书，他独立完成公司股份制改造实施方案和制度体系设计，公司在深圳市属国有集团公司中第一家实现上市。后来，他到了另一企业集团，成为老总级的人物。
不难想象，这个年轻人当时会是何等的炙手可热。在那个时兴“孔雀东南飞”的年代，在中国社科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他却选择了响应“赴渝博士服务团”而“西飞”重庆——相对于深圳的发展水平而言，那时的重庆简直就是个“大县城”。
留任副区长后，博士遇见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参与清理“三金、三乱”，沙坪坝区是重庆的“重灾区”，需清退20多亿元。作为沙坪坝区清理整顿“三金、三乱”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剑铭负责清理方案的设计、追债变现、兑付和政策宣传解释工作，几个月里，他天天接待群众，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这名有着丰富金融业务经验和学识的年轻官员似乎有着三头六臂，波澜不惊地化解了各种矛盾和危机，控制住了场面，完成了在外人看来“几乎不能完成的任务”。
“没有种子，哪来的秧苗，又何谈谷子？”分管该区科技创新工作的李剑铭提出“科技创新型经济”的建议，并积极推进与重庆各大高校合作，创建重庆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成为国家科技部、教育部首批授牌的“国家大学科技园”，而在最初的规划中，该园并未纳入首批授牌的计划之中。
在政界小试牛刀便锋芒展露。随后，李剑铭再度回到学术领域，2002年，他被公派赴日本中央大学就“创业资本市场有效性研究”课题进行博士后研究，成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完成课题后，他谢绝了日本很多企业的高薪邀请，回到重庆的经济领域，任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他主持编写了重庆市第一本《国有重点企业发展报告》，组织实施了重庆市煤炭集团的组建，牵头完成了全市国有重点企业工业用地出让金转增资本金工作，负责实施的一家公司的重组加股改工作，成为全国同类ST上市公司股改的范例。
此刻，已经没有人怀疑这名文质彬彬的博士“做喜事”——谋发展的能力。他们很快发现，这名戴着厚厚眼镜的博士在“做丧事”——处理难题方面的本事也令人刮目相看。
有一次，某重点企业的几千名员工闹事，正在楼里洽谈合作事宜的“老外”被包围了，李剑铭临危受命，“事情要搁平，政策上还不能起跷跷板”。
找准职工的“精神领袖”后，他买来老白干和卤鸭子，径直走去敲门，对方给了他一张冷脸。而他诚恳地说，“我也没吃饭呢，你出面条我出鸭子，咱们打个平火（方言：AA制）还不行吗？”
两人边吃边聊，坚冰渐渐融化，他得知闹事的骨干子夜开会，当即决定只身赴会。
在已沉沉安睡的都市，博士官员李剑铭“舌战群儒”，数个回合下来，对方辞穷，心服口服，表示自己不闹事了，“那还不行，你们自己不闹还不行，要分片包干，让大家都不闹。”李说。
当人们从梦中醒来、阳光再次照进山城时，危机已被悄然化解。当李剑铭又成功地化解了一家企业在国外的事端，高官捧着鲜花到机场迎接后，再也没人认为这个酷爱读书的博士官员是“书呆子”了。去年，就在重庆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出了些乱子而陷入危机的关头，他又临危授命，出任这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
“新官”并未烧出“三把火”，也似乎无意澄清烂摊子里的“浑水”，而是在确保稳定后，推出“123456”战略。最初，不少同行对他的新招数嗤之以鼻，“百无一用是书生，迂腐博士是外行。建筑行业哪有这样搞的哟？不就是玩儿概念嘛，那是官场的路数，那些玄乎的条条款款，建筑工人读都读不懂，有啥子用嘛。”
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外行”弄出的那些看起来文绉绉的一二三四，点点滴滴地改变了这个建筑公司的文化，并最终扭转了公司的经营局面。李剑铭在任的一年时间，建工集团在中国五百强的排名上升了60多位，利润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85％。公司负债下降4％、净资产上升80％，铁一般的事实让那些怀疑他的人闭嘴了。
今年5月，首届“博士生服务团”团长、沙坪坝区区委书记翁杰明当选重庆市委常委，履新市委统战部部长。随后，李剑铭接任沙坪坝区区委书记。
“做一株小草，就把草叶长厚，为世界添绿；做一棵大树，就把枝叶长茂，为世界添荫。”李剑铭说，“做小草和做大树并无高下之分，做学者和做官员亦然，两条路之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彼此对立的分野，他们内在的价值观是统一的，只要能摆正心态，全心投入，控制私欲，不追求超越自己，无论是治学还是从政，都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充实自己的人生。”
田向阳和江湧的感悟：完成了第二篇博士论文
借着江风，熊熊大火吞噬了大片房屋，残垣断壁上不时有烧焦的砖瓦掉下来，一个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人从着火房屋旁的小道冲了出来，人影刚过，半截墙壁就在他身后倒了下来。
去年底，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活生生地出现在重庆南纪门街道辖区火灾现场，冲出火场的是急着指挥救火的第七批“博士服务团”团长田向阳。
时至今日，渝中区干部群众提起当时的场面，依然会对副区长田向阳竖起大拇指。但在他们眼中，对田向阳最深的印象，还是他在投融资等方面展示出的水平。他对如何打造提升解放碑CBD金融核心区功能，加快重庆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步伐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让人眼前一亮”。
参加“博士服务团”之前，田向阳从事宏观经济、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监管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整整十年，关注重点是开放条件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演进。
在他看来，实现治学向从政的转轨并不像旁人想象的那么艰难。“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从来没有将治学和从政分开来过，入则为仕，退则隐身，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治学和从政，貌似分野明显，但其实从价值观、生活方式到终极目标都是统一的。”
“参加‘博士服务团’，让我完成了另一篇意义重大的论文。”田向阳说，自己从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来到渝中区挂任副区长，增加了对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过程的感性认识，向地方学习，为地方服务，在学习中成长，使理论和实践能够相互结合，是“难得的人生经历”。
同样，抱着利用所学所长“经世济民”的理想和抱负而参加“博士服务团”，感慨当年的挂职经历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更是提升个人境界的一个重要“加油站”，在“人生的第二课堂”完成了“人生的第二篇博士论文”的，还有重庆市巴南区副区长江湧。
出身在大山里的他，中师毕业后，做了，随后进修，考取硕士、博士，完成博士后研究，研究公共财政与三农问题等领域。
他随第六批“博士服务团”到巴南区挂任区长助理，上任伊始，就深入村组、学校、企业开展调查研究，足迹遍布全区21个镇街。在广泛开展调研的基础上，他撰写了10多篇调研报告，针对当地农业产业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镇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提出20多条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较强操作性的建议意见，为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
今年2月，他正式留任，成为巴南区副区长。
“他不但‘肚子里有货’，最让人称道的是他学者的涵养，从不骂人，认真倾听任何意见，等对方说完，马上一针见血地直奔主题，平时讲话很少用讲稿，几乎没有套话，从不拖泥带水，三言两语就能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的。”他的一位同事说，“很多人在教育孩子时，都以他为榜样——除了别像他那么厉害地抽烟。博学、严谨、周全、低调、宽容、有主见，这样的干部，我们怎会不欢迎呢？”
本报重庆12月18日电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