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余虹追思会在他的亲友、师生们的哭泣中举行。至此，余虹自杀事件暂告一段落。
然而媒体上关于该事件的追述却并未结束，社会上的种种猜测仍在不时地干扰着余虹朋友们的生活。作为象牙塔内罕有选择自杀的博士生导师，余虹被人们牢牢记住了。
时间追溯到今年5月，媒体称之为“黑五月”——5月8日至5月17日，短短10天时间，北京相继有5名高校学生跳楼自杀身亡。更惊人的数字来自哈尔滨，仅一个月内就有39人自杀，其中约三分之一为高校学生。
这些数字让人触目惊心。人们不禁要问，身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他们大多衣食无忧，为何选择走上绝路？专家指出，人们不太可能单纯因为生活拮据而自杀。另外，与近年来自杀率上升的现状相比，支撑调查研究的数据却远在10年之前，专家呼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专项调研。
昨天上午，50多岁的冯阿姨听说人大一位博导跳楼自杀时，正准备吃她的降压药。“啧啧，怎么就自杀了呢？”拿着一点点退休金的她不明白，一个博导明明拿着不菲的收入，有车有房，还有着很好的社会声誉，写着普通人看不懂的高深文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正在她纳闷的这会儿，不远处一座商厦的楼顶边沿上坐着一位准备跳楼的妇女，多人在围观。许久，她终于被劝服自己走下来。
“我们不愿意原谅他”
12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一个会议室里，不时传来抽泣声和人们断断续续的讲话。数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学生参加了余虹的追思会，生前的好友哽咽着发言。
余虹生前一位挚友对记者说，等事情完全过去之后，可以给记者看余虹的遗书。人大文学院院长杨慧林面容憔悴，作为追思会的主持，他的开场发言一度被悲伤中断。事后，他对记者说，这几天大家都累坏了。
余虹的一位朋友说，他走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好，他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三四位分别来自北京、广东、天津的教授说，“我们不愿意原谅他。为什么不给大家说一说？他离开的前两天我想给他打电话，忙来忙去就没有打。我在想，要是大家之间能多交流，是不是能把他劝回来？可能我的想法太天真。我们活着的人，是不是应该能够多一些安慰、关心和彼此间的倾诉？在座还有很多年轻人，大家还是要爱惜自己的生命。生命来得不容易。”
一位来自人大本校的老师，与余虹素不相识。他一直在关注社会上关于余虹自杀的讨论，“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出问题了，出了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追思会，本质上不是为了追思死去的人，是为了活着的人。”
他说，余虹是博导、有车有房。“他目前的成就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他为什么还要去呢？”
从伦理学讲无论怎样都是悲剧
对于外界的种种猜测，杨慧林说，“余虹选择离去，我个人觉得和他长期的病痛有直接关系，也有一点外力刺激。余虹在走之前做得很彻底，没有给其他人可以猜测的余地。他在信里面表达了他能做的一切，希望朋友们能活得好。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真正对他构成压力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不是买房还贷之类的事情。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又怎么会因为这种不完美而选择离去？”
追思会结束了，余虹自杀事件至此告一段落。关于他为何自杀的讨论逐渐偃旗息鼓。接下来浮出水面的问题是，他是否还有另外的选择？他的离去给生者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北京一位资深的媒体工作者并不认同余虹的做法，他说，“从伦理学讲，无论怎么样，自杀都是一个悲剧。背后是一个甚至多个家庭，是妻子儿女永远的伤痛。”
北京“的哥”纪志武却觉得，如果一个人选择自杀，那一定是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人前风光，那是表面的。那教授，你要是猜他是为了什么物质，那就俗了，那是不了解他的人才那么说呢。他肯定有很大的压力，那种不能说出来的压力，绝对不是物质方面的。”
车窗外，人流滚滚，一位阿伯骑着收废品的三轮车和一辆辆豪华轿车抢占着马路。“你说他们活着容易吗？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我觉得活着就是活着，只是人们追求这追求那，把本来挺简单一事儿搞复杂了。民间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人活着还是有份责任，选择离去，那是他个人的事儿，但后果却得他的亲人们承担。”他每天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每次出车前都要自己开心度过。
人们不太可能因生活拮据自杀
“我们并不了解这件事、这个人，所以也很难判断。”12月18日，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张艳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业内传称，中国做自杀干预的人，没有不知道回龙观医院的。而“回龙观”也几乎成为了国内自杀干预行业的标准。
回龙观医院是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位于京郊五环以外。家住清河的老郭提起这个地方，一脸神秘：“这个地方，你说一般人打听，我怎么好意思跟你直接说这儿是干什么的？”
2002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加拿大籍专家费立鹏博士的主持下，回龙观医院终于获准成立“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原来的名字叫自杀研究与干预中心未能通过，后来将“自杀”改为“心理危机”。
2007年初，该中心发布的《我国自杀状况及其对策》报告显示：在中国，自杀是总人口的第5位死因，15～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报告还指出中国的自杀特征：自杀者79%居住在乡村，仅9%在精神科就诊过。中国是全世界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80％的自杀者患有抑郁症，诱发自杀的首要负面生活事件是夫妻不和；其次是经济困难，后者占40%。
费立鹏说，自杀由多种因素造成——如生活事件的诱发；个人的性格特点；是否有心理障碍、精神疾病；有没有自杀工具或者是否容易获得；出于模仿，等等。
张艳萍说，“人们选择自杀往往是综合因素造成。生活拮据只是诱发自杀的因素之一，人们不太可能单纯因为生活拮据而自杀。”
近年来，高校学生、教师、白领等生活水平较高的人选择自杀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张艳萍说：“如果人们觉得衣食无忧的人不能自杀，那就是认识误区了。衣食无忧只是满足了人的基本需求，那人们还有更高的需求、更多的想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压力。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因为经济因素选择自杀。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多了，可自杀的人也不多。必定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10年前数据难以说明现状
对于近年来中国自杀人群变化的趋势，张艳萍说研究需要建立在大量样本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客观。“我们一直想做一个全国的调查，正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谈合作。此前那次已是1998年到2000年时做的调查了，现在的数据基本上来自那时。”
“1998年到现在都10年了。这些年相关的数据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在很多人说自杀率下降了，下降的依据是什么？要有一个调查才可以更清楚地说明现状。自杀率是高了？低了？这些都不好说。”
张艳萍借用一个诗人的话说：“任何一个社会时代都会有自杀现象。在任何一个时代去研究自杀，都会有不同的意义。在自杀原因等方面，现在会有一些变化。十年前，大学生就业压力没这么大，生存压力没这么大，现在压力同时作用在一个人身上，就可能出现问题。”
“是否选择自杀，与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性格本身比较内向、孤僻、敏感，遇事不愿意和家人朋友说，这样的人容易压力越来越大。如果凡事都往负面去想，人们也难免会受到自己的心理暗示做出负面的事情。”
出现问题以后，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接受治疗的比例出奇的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发现，70%左右的自杀死亡或自杀未遂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形式的帮助；60%的自杀死亡者和40%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当时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在综合医院急诊室的自杀未遂患者有200万人，曾接受精神病评估与治疗的不到1%。
“现在，很多人对精神疾病还不认可。感冒了会去看病，如果有了精神方面的疾病，怎么做？在这方面，崔永元是很勇敢的。”
今年出现首份关注自杀的议案
张艳萍说，100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里，只有15个左右会去看医生，“而且往往不是去精神专科医院，而是去综合医院。不管到哪一类医院，首先都要排除躯体疾病。但综合医院医生时间有限、经验稍有欠缺。比如病人有躯体上的症状，而实质是精神疾病，要是诊断不出来，就会被送到其他科室，而不是精神科室。”
“自杀还是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如果遇到什么事，人们应该去积极地寻求帮助，以改变自己的处境。自杀这件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对每个人都会留下不愉快的回忆。人生这几十年，其实是个过程。我们在过程当中，应当积极地、快乐地去面对生命。”张艳萍说。
2007年3月11日，叶青等30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起《关于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自杀条例的议案》，这是国内第一份关注自杀问题的立法议案。12月15日，清华大学实施精神卫生研究与心理危机干预项目，将对农村自杀问题和大学生自杀问题进行干预研究。
后记：
作为记者，面对这样的话题，手中的笔有千斤重。逝者已矣，他们走得决绝，我们这些活者的人生却犹可再追。有人说过，对于生命，只要你充分利用，它便是长久的。以此，与各位亲爱的读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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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自杀”已经危害到了我国的公共安全。根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报告等多方面数据显示，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在中国，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身亡，有8人自杀未遂。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超过1/4为中国人。 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统计年报》公布的1989年中国(内地)的数据：中国(内地)自杀率为17.07/10万，自杀死亡人数为19～21万人，占全世界自杀人数的30%。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不是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只是大国中的高自杀率国家。
文/图 本报特派记者 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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