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带着一百多万大陆人来台，是政治迁徙，也是文化迁徙。
现象之一，是语言。南腔北调在台湾同时呈现。不会说普通话的人还比会说的人多，即使会说，也带着各种浓浓的乡音，一听就知道是哪一省的人。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时派系鲜明，有所谓“东北军”、“桂系”、“湘系”、“川系”等，整个连都是某个省份的人所在多有，因此，不分公私场所，说的还是家乡话。后来硬令要求说“国语”，不过积重难返，现在的老荣民，虽已八九十岁，“乡音未改鬓毛衰”，在台湾成为别树一帜的群体。
眷村俨如“语言保留区”，往往几百户人家有十几种语腔，大致两广和闽北人对他们的母语特别爱护，不认识的人听到有人是老乡，会自动以家乡话交谈，而不顾旁边可能有人听不懂。两广人的语言认同，也可以从香港得到旁证。香港在1997年以前，长期受英国统治，早已和世界接轨，一般人英文说得嗄嗄叫，但华语仍坚守广东“白话”，别说是要在那里生根的华人，即使去短暂旅行或做生意，若不会说广东话，连问个路都困难。
而在台湾眷村，最通行的是四川话，原因是对日抗战末期，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各省多数军公教人员都集中于此，四川话又容易学，致川语替代了普通话。到台湾后，许多人和台湾姑娘结婚，长时熏习，那些台湾籍配偶四川话竟也说得很溜。如今外省人已到第三、四代，眷村子弟多半只说“国语”及闽南语，四川话只在老一辈里盛行。
现象之二，是饮食。不同省籍的人带来了不同口味，于是各类小馆兴起，台北市尤其鲜明，原因是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是以台北为政治中心，多数外省人任职军公教，随之在此落户；这也是往后台北市的政治倾向一直蓝大于绿，而被民进党称“愈北愈中国，愈南愈台湾”的缘故。
外省人来台，多数经济拮据，开个小馆营生，是最不花成本的，小焉者是路边摊，还有连摊位都没有的推车叫卖。台北市西侧有条中华路，五十多年前绵延数公里都是外省餐馆，建筑物最高两层楼，都是简陋的木屋，但蒙古烤肉、北京涮羊肉、川味、湘菜、陕西面馆、云南过桥面线、宁沪小吃，凡中国菜，在此一应俱全。
餐厅老板不乏在大陆时期的名流，有做过县长的、将军的、校长的、家财万贯的，于是渐渐出现了高档口味的餐厅，这些口味，是他们从过去吃香喝辣记忆中找出来的，他们不一定会做，但会说，会品，会指导。有一位是满清贵族后裔，东拼西凑出了“御膳食谱”，饕客奔走相告，店面虽小，生意却十分兴隆。
推车叫卖大概是最穷苦的一群，有定点式的，即推车停在固定巷旁弄口，一般卖包子馒头居多，卖完算数。
也有流动式的，踩着脚踏车，到住宅区叫卖，白天有，晚上也有。冬天夜里，悠悠传来：“宁波年糕要否？”“湖州粽子！”“山东馒头！”“上海汤圆！”哈着气，搓着手，冲出户外，站在推车旁吃热粽，或买年糕回家，是我记忆里很深刻的部分。
现在已扩张为连锁店的“永和豆浆”，老板是河南籍的退伍军人，当年店里只有四五张桌子，只卖烧饼油条豆浆，生意之所以好到中外驰名，他说只是“秉持传统”。
鼎泰丰是另一个例子，当初以油豆腐细粉和汤包起家，坐落在台北一个弄口，现在已成为跨国性企业，究其根源，还是“秉持传统”。
传统，是一种口味，无论在语言里或饮食里，1949年大批的移民把不同的口味带来台湾，成为台湾新风貌，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