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回忆禁药丑闻：被骂成是该死的说谎者

腾讯体育讯 兴奋剂一直是竞技体育屡禁不止的毒瘤。袁伟民作为运动员、教练员出身的主管竞技体育的领导，对兴奋剂可谓是深恶痛绝。他出任体育总局局长之后，最先遇到的就是兴奋剂事件，因为对兴奋剂的坚决态度，他还曾经担负过“丢掉乌纱帽”的压力。以下是《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关于“马家军从悉尼奥运会代表团名单消失”的片段节选……

1、兴奋剂，让中国体育蒙羞

应该说，对于兴奋剂在中国的泛滥，当时的国家体委有的领导受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体育观念的影响，对兴奋剂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甚至还有过这样的说法：假如对于提高运动成绩有利、假如对运动员的身体无害、假如在国际上不会被人查出来，使用它也是可以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兴奋剂使用三原则”：有用、无害、查不出来。

到了90年代，中国体育的兴奋剂问题越演越烈，对中国和中国体育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袁伟民说：

此时伍绍祖当主任，在反兴奋剂问题上他是非常坚决的。我和徐寅生在这个问题上也从来没有含糊过，我们都是运动员、教练员出身的领导干部，我们知道体育是什么，体育的本质是增强人民体质，不能摧残健康；竞技体育是一个公平竞争、讲究规则、不允许不干净的事业；要在体育领域里取得成绩，必须脚踏实地实打实干，容不得半点儿侥幸和浮夸。如果允许使用兴奋剂，那就失去了搞体育的意义。90年代初，国家体委制订了反兴奋剂的“三严方针”，即：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我们不断加强反兴奋剂的教育，不断调拨经费，增添检测兴奋剂的设备，提高检测能力，不断增加检测力度，查出一个处理一个。虽然也不断取得了反兴奋剂成果，但是使用兴奋剂事件还是屡禁不止。

有两起兴奋剂事件十分严重，给国家丢脸，教训惨痛，令我难忘。一起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虽然取得了出色成绩，但是在比赛结束后一个月，组委会通知我们，有17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他们中11名选手的金牌被取消，其中有7名是游泳运动员。这件事为什么一个月后才公布呢？因为在亚运会举行期间，这些尿样在日本的检测中心没有被查出来，但是人家把我们的运动员盯上了，在亚运会结束后，又将保留着的尿样送到了德国设备更先进的科隆实验室去检测，结果检测出来了。他们盯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游泳、田径等体能类项目的运动员。

在这届亚运会前不久举行的1994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国女选手获得了16个奥运游泳项目中的12块金牌，但是他们的大面积丰收引起了国际泳坛的怀疑，让很多美国运动员当场痛哭，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突飞猛进”的成绩太不可思议了，觉得他们今后永远也不可能战胜中国队了。

同样，1993年，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中国某省数位初出茅庐的无名小将，大幅度刷新了1万米世界纪录，一举夺得女子长跑3枚金牌，引起国际田坛非议，比赛现场看台上就有人打出了对此成绩有怀疑的标语，挪威一位著名长跑选手也是潸然泪下。

2、中国游泳的兴奋剂丑闻

任何一个体育项目，运动员出成绩、成才都有其自身规律，短期内，神话般地杀出黑马，技压群芳，轻易打破世界纪录，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国际上反馈回来的信息，引起了袁伟民高度重视，他一直倍加小心地关注着这不正常的现象：

其实广岛亚运会游泳比赛决赛前，我不放心，那天早晨我就把一位游泳教练（后来被查处尿样呈阳性运动员的教练）叫到了亚运村我住的房间里，我问他到底有没有给运动员用兴奋剂，现在说还来得及，马上换人，不能给国家丢脸。我耐心地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回答说：“没用，我没给运动员用。”当时我虽然有很大怀疑，但是他说没用，我也无法证明他用了，也不能不让他带的队员参加比赛，结果最后还是被查出来了，国际上影响很坏。这件事想起来还后怕，如果那次在广岛亚运会期间当场被查出来，那么这10多名运动员就要被赶出亚运村，送回国，丢丑就更大啦！后来，我们非常严厉地处理了这起兴奋剂事件，那位教练被终身禁止带队员参加比赛。

1998年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一名中国运动员和她的教练员携带违禁药物生长激素（HGH）入境被澳大利亚海关查获，并被取消参赛资格，比赛期间又有4名中国运动员赛前尿检呈阳性；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中国的这起兴奋剂事件，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几乎“群起而攻之”，百余家媒体做了抨击，《英国每日电讯》报道：中国游泳代表团是“该死的说谎者”，整个国家都应该取消资格……BBC新闻报道说：瑞典游泳队认为，应该取消接下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杯游泳赛，因为中国的兴奋剂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游泳的形象，也伤害了整个国际游泳界。加拿大CBC网谴责了中国运动员入境时被查出随身携带兴奋剂后，指出这个时候即使中国坚持他们的队员并没有使用兴奋剂也是徒劳的，因为数字统计早已说明了一切：1990年之后超过40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这个数量是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游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人数的3倍。这些历史的教训令袁伟民痛心，使他下决心更加坚决地反对使用兴奋剂，坚决捍卫国家声誉。

3、马家军从悉尼奥运会消失始末

悉尼奥运会之前的奥运会兴奋剂检测都还没有使用血检方法，因此，国际、国内体坛有些即使被怀疑有可能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也总能溜之大吉。这次国际奥委会批准在悉尼奥运会进行EPO血检的消息传来，正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行进行第三次血检的时候，这说明袁伟民对国际体育反兴奋剂的趋势是有敏锐洞察力的，是积极采取措施自觉抵制兴奋剂，主动防范中国运动员在悉尼奥运会上可能出现的丑闻。

袁伟民多次召开总局办公会议，细致研究血检超标事件处理方案：怎么内部处理，怎么对外公布，怎么向领导汇报，怎么给群众交代，怎么调整参赛名单，怎么不影响备战，都要想细、想周到，各项工作都要做到位。

9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所有被查出有血检超标问题的省市，都要派出省市体育局主要领导参加会议，会上公布了两次自查检测EPO血检的结果，告知国际奥委会已批准在悉尼奥运会期间进行EPO血检和尿检，宣布体育总局已决定所有血检超标的中国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悉尼奥运会。

袁伟民翻开笔记本，看了一下说：

这时离悉尼奥运会开幕还有15天，离代表团出发还有10天。

9月1日下午的会前，我写了这样几点：

第一，这次血检是我们和兴奋剂斗争的一个突破，这场斗争远没有完；第二，反兴奋剂的态度要坚决，但处理上要积极稳妥；第三，给省市领导做好工作，要耐心要细致——为此专门写一封长信；第四，向国务院领导同志专门汇报一次；第五，检测中心一定要科学合理公正，不能出问题，要严格按兴奋剂检测的程序办事；第六，要收集好材料；第七，开一个项目中心的主任会，主要谈反兴奋剂问题和备战问题，如果会后各方面都配合的话，这么多工作要做，时间上都觉得来不及，然而使我们远没有想到的是，血检超标名单一公布，看到我们动真格的了，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受这项决定影响最大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他们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

在收到国家体育总局汇报“血检超标”事件的报告的同时，一位国务院领导人也收到了该省一位负责人的一封信，要求对运动员再进行一次血检，以便让他们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的机会。

袁伟民对“能不能重查”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他明白，这是一个和兴奋剂斗争的常识问题：国际上之所以使用“飞行检查（突然到达）”的办法，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达，使得运动员在使用兴奋剂之后，可以再使用“掩盖剂”迅速消除兴奋剂的痕迹。如果同意“重查”，提出希望重新检查的人做好了准备，是能够保证再次检查时没有任何问题，而事实上呢？一旦通过了检查，拿到去往奥运会的通行证之后，难以保证他们就不再使用兴奋剂了，毕竟目标是为了成绩，带着这些“危险品”去悉尼，在检查水平更高的奥运会赛场上，我们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岂不是更大？国际影响岂不是更坏？他们不但无法为国争光、夺取奖牌，甚至连北京申奥的前程有可能都会被搭进去——

袁伟民一边翻自己的记事本，一边说：

怎么可以重查一次呢？兴奋剂检查必须是突然袭击的。国际上规定，运动员不能拒绝事先未知晓的飞行检查，如拒绝，则作为阳性处理。现在我经过突然检查，查出你有问题了，然后又高抬贵手同意再重新查一次，而你事先知道要查采取了防范手段，这不就是放过你了吗？这完全是一个涉及到真反兴奋剂还是假反兴奋剂的原则问题！我不同意。可是，某省领导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求给机会‘重查’，这个本子上都记着呢：

2000年9月5日，下午该省一位主要领导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50分钟。晚上到家里，该省另一位主要领导又来电，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25分钟，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重查’，说再查有问题我们就不去，没问题就去。

第二天，该省的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省长，还有体育局局长专程来京找到袁伟民，为他安排了一个座谈会，总局领导都出席了，谈了两个小时。

这位副书记修养不错，对这个问题谈得比较客观。另一位领导好像对反兴奋剂的情况了解甚少，还说据她所知，国际上运动员都在用，意思是我们不用就吃亏了。当时在会上我批评了该体育局局长，批评他没有如实向领导汇报国内外反兴奋剂斗争的情况。

但是不管袁伟民如何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们仍然不断在做工作，尤其是努力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要求重查一次……一位上级领导在9月6日和7日晚两次给袁伟民打电话，一次40分钟，一次45分钟，潜台词都是转达有关方面希望“高抬贵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个人的乌纱帽，也许就会按这么多领导的要求去做，冒着置国家形象于不顾的危险重新进行血检，让那些血检超标的运动员一下子恢复“清白”、出征悉尼奥运会。

而袁伟民是不会这么做的！他顶住了各方面压力，坚持不重新进行血检，坚持不让所有血检超标的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为了真反兴奋剂，为了保护运动员健康，为了维护公平竞争，为了中国体育和国家的形象，为了北京申奥成功，袁伟民宁愿自己承受更多的压力。他说：

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